克勒门文化沙龙
今天小克勒先来考考大家,认识这个字吧——
它读cūn。除了人名等特定情况,现在大家都把它写作村。可是我们上海人却不会这样简单地把他们划上等号。
这可是一种骨子里的情节。
为何他们会同时出现在上海?为何许多人讨厌把邨改为村?邨与村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?
宅家多日寸步不出的小克勒,近日发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,解答了困扰小克勒多年的疑问,相信也会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,特来分享。
文章由作家马尚龙老师发布于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上。
借着这篇文章,小克勒也希望大家在疫情结束后,能好好出门走一走,发现更多这座城市遗落的故事来和我们分享哦。
上海不止有高速发展的今天,更有充满人文底蕴的昨天。
邨与村的“上海滩恩怨”
马尚龙
只有上海人知道——邨与村,分得清爽,邨与村,讲不清爽。
几年前,我在自己的“大上海小龙弄”公众号上,发了一篇文章《上海邨与村,音相同,意相远》,达到了很高的阅读量,而且一直在持续发酵。很多人赞同,也有人批评,还有人补缺了我的一些常识盲区。
在中国,只有上海,会有一种民宅建筑叫做“邨”,还有一种民宅建筑叫做“村”,邨与村本也是相安无事。后来,“邨”也叫做“村”,再后来,一部分“邨”叫回了“邨”,还有一部分“邨”至今沉沦为“村”。
只有上海人知道。邨与村,分得清爽,邨与村,讲不清爽。
谁是邨与村“恩怨情仇”的幕后推手?
以邨做后缀名的房子,是上好的民居,如长乐邨,四明邨,逸邨,愚谷邨,陕南邨……住在邨里的人,大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修养、有经济能力的人。
丰子恺在长乐邨
(欲知丰子恺的故事记得点文末链接)
村,是上世纪50年代成批造起来的工人新村,后来也叫做新公房,火柴盒结构,比如曹杨新村、邮电新村、上钢新村;任何一个新村可以延伸造下去,于是就有了一村、二村……十村。名气特别响的二万户,是最早的工人新村。
既有“邨”,也有“村”,是上海民宅的特色。
邨是村的异体字,现在已经通用于“村”,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,但是在上海民宅的意义上,邨不愿混同于村,村则不敢高攀邨。
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中,有一位朋友的指正,让我明白了“邨”“村”至今同在的奇象。
这个朋友说他出生在曹杨新村,也就是第一批工人新村,但是那时候叫做“曹楊新邨”,而不是简体字的“曹杨新村”。这位朋友给我看了当年门牌号的历史照片,果然是邨不是村。
常识的误区豁然开朗了。
为什么后来的新公房都不再是邨?1956年1月28日,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公布〈汉字简化方案〉的决议》,简体字开始推广了。新公房的大规模建造是在推广简体字之后,于是新村便是这一轮民宅的标号,并且一直延续,直至它被拆。
至于原来的“邨”,都是建造于1950年之前,与生俱来便是邨,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,优哉游哉地“邨”着,像它们的主人一样。恰恰“邨”和“村”居住人群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层面,异体字倒是做出了一个明晰的区隔。
“文革”时,几乎所有的“邨”都成封资修的代名词,都是被打砸抢的对象,这一个“邨”字也被“村”造反造掉了,陕南村,愚谷村,上海新村……有一小段时间,上海都由“人民公社”来料理了,村也名正言顺了。
“文革”之后,有些邨坚决正名为“邨”,有些邨懒得复旧,顺变而村。上海各级管理者也没有强求。从文字改革的道理上讲,“邨”已经被异体掉了,但是从上海城市文化底蕴而论,“邨”是上海现代建筑之华彩元素,是一种民宅的状貌标志。
于是可以看到的是,有些邨依旧是邨,有些邨却演变为村。
旁观的知情者或不知情者都无所谓,只是苦了从小在“邨”里长大,对“邨”有深切感情、如今却沦落为“村”民的人。重庆南路“永丰村”三个石膏大字,做在弄堂口高高的拱廊上,非常显眼。有一位女士说,走进走出,看到这三个字就戳气;这位女士从生出来就住在“永丰邨”。
与永丰村贴隔壁的是一长排沿街公寓,有年份的,在其红褐色砖墙上,有“巴黎新邨”四个凹凸字,应是水泥的,但是大楼的铭牌上,这四个字写作“巴黎新村”。自己幽默了一下自己,也可以说是自己糊涂了一下自己。
邨可以写作村,但是没有一家村会写作“邨”的,会被人家骂煞笑煞的。
从旧邨到新村,从繁体字到简体字,间杂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。如今工人新村的很大部分已经推倒重来,不再叫做新村,而是叫做什么苑,什么庭,什么湾……
至于“邨”和“村”同城恩怨,还绵绵无际,不妨说,这也是上海的海纳百川之意了。
作者马尚龙
夜光杯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,创刊于1946年5月1日,是目前中国报纸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副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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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《邨与村的“上海滩恩怨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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